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是如何度过经济危机
文
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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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任正非在华为内部论坛上发表的文章流出，引起全网议论。
任正非在文章中说：
未来十年应该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史时期，全球经济将继续衰退，全球经济三到五年内无法改善。再加上疫情的影响，世界上应该没有一个地区是亮点。
虽然任正非每年都说困难时期到了，但今年的话特别严肃，加上过去六个月经济衰退的感觉，本文已成为讨论的焦点。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经济危机真的来了。
这是一个老词，更不用说美国大萧条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了改革开放开始，中国至少经历了四次经济危机。
但有一个问题是，35岁以下的人要么没有真正经历过经济危机，要么因为年经济危机感觉不深。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四次经济危机的原因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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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尼克松访华，经过20多年的敌视，中美关系开始缓和。
在国际关系上，中国从美苏夹缝中求生存，向“联美抗苏”转型，而在经济上，经周总理提出、毛主席同意的“四三方案”开始上马。
至于四三计划，我们在《中国工业30年》中表示，投资43亿美元引进化纤、石化、化肥等26个欧美国家轻工业体系，最迟于年竣工投产，改变了中国重工业的工业体系。
后来，中国经济腾飞，四三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就。
然而，一切都有优缺点。四三计划改变了我国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体系，但也消耗了大量的财政积累。
年，引进项目计划仅实施两年，中国背负着亿元的财政赤字，当时全国财政收入只有亿元。
毛主席和周总理没有解决的沉重财政压力，留给了继任的华主席。
新领导执政，应优先考虑安静，让轻工业项目的引进，但新领导渴望治愈，推出更大规模的82计划，原计划投资65亿美元继续引进项目，到年，项目和指标后，投资计划扩大到亿美元。
同年，政府各部门与外国签订了价值78亿美元的22个项目合同，其中一半是年底最后10天签订的。
第二年，谷牧副总理率领代表团访问欧洲，各国对中国的投资感兴趣。
联邦德国州长说：我听说你想做一个大项目，我们愿意做出贡献，给我们10个项目吗？如果我们需要贷款，我们可以随时提供50亿美元。
前景似乎很好，但问题是，中国政府制定了一个巨大的引进计划，但没有足够的支付。
以年为例，中国只有年的外汇储备.78亿美元，财政收入约1亿美元，赤字上升到近亿美元。
因此，八二计划的引进计划注定要失败。当时，人们称之为洋跃进。费正清对中国的研究也非常清楚。他评论说，中国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签订的合同必须取消，启动的项目必须结束。
总之，后续的配套措施跟不上，已经花光的钱白白花光了，导致中央政府财政雪上加霜。
此外，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高积累、低消费，城乡生活非常艰难。年12月以后，政府开始为贫困地区提供奖金、改善住房环境、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免税等大量福利和补贴。
这些福利补贴使中央政府的财政更加恶化。
政府没钱了，但该管的事情还得管。
当时的财政制度是，中央政府向全国统一征税，然后向各级分配资金。现在中央政府没有钱了，所以在向各级分配资金时，自然是紧张的。
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四三方案”引进的轻工项目，人民公社可以购买化肥和拖拉机了，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程度，也增加了人民公社的生产成本。
然而，根据统一购销的原则，国家购买农产品的价格非常低。这样，公社基本上没有利润，甚至不得不赔钱。
中央财政没有钱，地方公社没有钱，这就是教科书中所说的，国民经济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为了解决这场经济危机，我们熟悉改革开放。
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国有资产都属于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当国家负担不起所有的国有资产时，国家将负担不起的部分划分为系统，让他们谋生。
因此，经过几年的争论，国家正式发布文件承认，允许农民承包土地，支付足够的国家，留下足够的集体，其余的是他们自己的，不必像以前那样低价出售给国家。
所以有一千万没工作回城知青，在街上摆摊做小生意。
所以有城市市民开店做个体户，只要不违法，给国家交税，国家不在乎卖什么。
因此，有大胆的厂长、老师傅、承包效率差的工厂，甚至有人在全国各大城市承包工厂，准备承包托拉斯。
短期来看，改革效果很好。短短几年，粮食产量从亿斤增加到亿斤，几千万没工作的人有了自己的饭碗。
但也不是没有代价。
农民从制度上走出来，就成了自耕农。他们必须承担损益，无论是赔钱还是赚钱。他们不能依靠国家，逐渐成为边缘化群体。在城市里，承包工厂已经成为私有化的起点。
用温铁军老师的话说，这就是甩包袱。
摆脱负担后，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减轻，生产力在体制外解放。无论未来发生什么，至少这场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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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即国家计划分配内的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定价，不在国家计划分配内的，实行市场调整。国家订购合同内的粮食，由国家定价，根据市场情况订购合同外的粮食。
一般来说，国家计划价格较低，市场价格极高。
因此，价格双轨制直接在20世纪80年代个倒爷群体。
通过后门关系，他们获得了政府的批准，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了国家定价的材料，然后在市场上以高价出售。后来越离谱，有些材料不需要离开仓库，而是直接转售批准，导致材料价格可以上涨十倍以上。
南京有一件更夸张的事情，一批钢材原地不动，被倒爷们卖了次。
太离谱了，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十亿人九亿倒，还有一亿人在寻找。
这些人囤积了奇怪的东西，导致钢铁和其他生产材料的价格飙升，产生了巨大的泡沫。20世纪80年代，地方政府的大规模投资间接导致了消费品价格的飙升。
关键问题是，当时中国许多地方的工业体系不完善，无法提供足够的材料。
因此，投资和倒卖导致物价飙升，吸引人们购买物资，而物资不足反过来催化了投资和倒卖。
这是一个死循环。
年初，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央政府决定放开价格管制，开展物价突破。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政策出台后，全国物价开始飙升。不到一个月，肉类食品价格上涨70%，零售商品价格上涨30%-50%。价格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根本无法控制。
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下，各大城市的市民害怕货币贬值，购买力下降，于是去市场抢购物资，比如粮食、盐、布料、肥皂、羊毛、电风扇等。
每个人都认为，只要能买东西，钱就会保存，否则，以前可以买一袋钱，谁知道明天能不能买两个馒头呢？
抢购进一步导致物资不足，推高了商品价格...像套娃一样，没完没了。
10月，物价突破其实已经失败了。
据官方数据记载，年是自年以来价格上涨最大、通货膨胀最严重的一年，加上复杂的三角债务，全国滞胀经济危机，私营企业数量从20万到9万，政府投资项目，结果是城市失业蔓延。
因此，从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百业萧条。
国内经济萧条与东欧剧变的国际气候相结合，在那一年造成了更大的危机。
直到90年代初，中国经济才十分惨淡。
由于某些无法解释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危机是由共识破灭引起的，所以拯救危机最重要的是重建共识。
经济方面，中央政府亲自出面搞大基础设施，带动了一系列下游产业。
借北京亚运会的机会，中央政府投资25亿元，建设了20多个大型体育设施。在此过程中，数十万人参与了劳动，相当于提供了一份工作，购买了大量的钢筋混凝土和其他材料，为下游带来了利润。
年4月，李总理宣布开发浦东，在浦东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特区。这项政策一经宣布，上海就成为东部沿海地区的热点，从而开始了30多年的辉煌岁月。
中央政府在京沪两大城市建设大型基础设施，向全国发出积极信号：机会在这里，来吧。
在政治层面，年初，邓公南巡彻底结束了姓资姓社的争论，解放思想发展经济成为全国主流声音。江同志在同年召开的十四大报告中宣布: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经济改革步伐。
进一步对外开放，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确写入党章，引进外资明确表示，即向外界发出信号。中国应该坚持市场经济的道路，永远不要回头。
经过多年的努力，破灭性的经济建设共识得到了重建。国内外都认为，赚钱不是罪过，政策也不会改变。
因此，年，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地方政府开始投资开发区，导致开发区数量从91年的个增加到93年的个。
为了建设开发区，我们需要供水、电力和道路建设。加上数千个开发区，所需的劳动力数量、钢筋混凝土和机械设备必须是天文数字整个中国已成为一个繁荣的大型建筑工地。
通用汽车、微软、摩托罗拉等外资也到中国投资工厂，获得三免两减半折扣，即企业前三年免税，后两年减半征收。在政策的鼓励下，未来8年将有亿美元的外资进入中国。
此后，中国解放内部生产力，吸引外部投资，重新进入快速增长期，仅年国民生产总值就增长了12%。
可以说，重建共识和大型基础设施使中国度过了这场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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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深入参与全球化时，它与国际经济的大气候有关。世界上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
年初，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开始攻击泰铢，直接导致泰铢暴跌，随后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和中国香港。
在亚洲蔓延的金融危机中，银行倒闭、家庭破产和企业关闭的悲剧无处不在。
经过五年的快速增长，中国出现了工业产品过剩，库存积压的产品价值超过3万亿元，整个东亚的金融危机更糟。
人们不敢消费，企业大量破产，属于问题的应有意义。
国有企业是中央政府的儿子，也是控制国民经济的重要武器。在这场严峻的危机中，中央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护国有企业。
怎么保呢？
事实上，就像20世纪70年代末一样，它仍然摆脱了负担，但农民已经被摆脱了。这一次，经济效益较低的国有企业工人将被摆脱。
早在年，山东省诸城市长陈光就决定将属于诸城市的家企业全部卖给集体或个人，让他们自负盈亏，政府只负责税收和监管。
由于摆脱了负担，各城市的财政损失减少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正常运行，陈光也被称为廉价出售国有资产，比日本的三光政策更无情。
然而，朱总理非常重视陈光的做法。
年，朱总理亲自视察诸城，认为陈光的做法不错，诸城经验可以肯定，随后中央政府形成了保护国有企业的新思路：
国有企业完全退出下游市场消费领域，成立大型国有企业，垄断上游能源、电信、电力、航空、银行、媒体等领域。
国有企业只要垄断上游基础资源，就能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不怕民营资本翻天覆地。至于太复杂的下游消费市场，可以给民营资本。无论如何，民营资本是灵活的，这样他们就可以繁荣市场。
凤阳县率先包产到户，这次又做了作则，一年内将数百家集体企业卖给私营企业，县政府一家都不留。
这一国有企业改革理念直接影响了未来20年的中国格局。
这么做的好处是国企甩了包袱，控制国民经济的同时，还能躺赚巨额利润，但代价就是为国家奉献了一辈子、国家也承诺养活一辈子的0万工人，被抛弃到市场上。
虽然有些人下岗再就业，但大多数人的余生都很惨。
确定保护国有企业的计划后，朱总理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扩大内需，这也会影响未来20年的房地产。
因为在年，中国的国民储蓄总量已经达到5万亿，要促进消费搞活经济，就得让人们把存进银行的钱都花出去。
而且这么多钱，日常消费品肯定承载不了，只有房子这么大的商品。
因此，年7月，中央政府宣布停止福利住房分配制度。今后，住房需要在市场上购买，银行可以提供住房抵押贷款业务。最长贷款期限为20年，可分为两种还款方式：等额本息和等额本金。
影响三代人的房地产出笼。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房价逐渐上涨到掏空六个钱包，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房，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但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以房地产为核心的经济模式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手段。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要拍地吧，那么地方政府可以搞一波土地财政，提前让房价的40%的钱进入地方财政。地方政府可以用这些钱来建公园、修高速、补贴教育、分发福利等等。
如果房地产开发商想建房子，他们需要钢筋、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炼钢需要煤炭、煤炭、运输、加油和餐饮。房子卖完后，户主必须装修，所以装修需要木制家具、电视空调等家用电器、窗帘被子等纺织品。
房子周围应该有平坦的道路、路灯、小超市和餐馆、夜宵和煎饼摊。
围绕一套房子，带动的是全国的产业链，提供的是全国的就业机会。
因此，近20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本质上是由房地产推动的。
如果朱总理不释放房地产的国内需求，当时没有领先的高科技产业，中国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更有可能成为美国的初级工厂，甚至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陷阱。
说这些不是房地产张目，而是实事求是地回顾历史。
中央政府要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扩大外贸。
自从80年代起，中国就申请加入世贸组织，一直谈到99年4月，朱总理访美，美国才承诺“坚定支持中国于年加入世贸组织”，然而仅仅一个月后，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就被轰炸。
然而，当时中国实力不足，没有资格翻脸。他选择忍气吞声。经过一点抗议，他继续与美国谈判于11月正式签署协议，得到美国的同意。
年11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这是美国在事件中出兵阿富汗的时候了。
为了进入中亚，美国需要安抚东方的中国，中国还需要通过外贸出口开放世界市场，推动国内制造业。
由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中国制造商的成本很低，价格也很便宜，所以中国制造业开始走向世界。
总的来说，国有企业改革是保本，土地财政和中国制造是开源。
在房地产和外贸的推动下，中国开始了21世纪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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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的危机似乎在十年前重演。
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军事力量和美元一直在动荡世界，因此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通过美元迅速影响了世界。
具体来说，中国是沿海地区数百万外贸企业，订单大量流失，整天恐慌。这些外贸企业下游数千万家庭作坊充满危机感。
外贸这条腿，有点瘸。
各大城市的房价也开始暴跌。9月，万科、碧桂园等大牌楼盘房价下跌85%以上，更不用说那些不知名的小楼盘了。记得邻居在郊区买了套房，房子盖了一半，老板直接跑了。
冷外贸和房地产暴跌意味着几年前推动中国经济的双引擎失败了。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如果是农业社会，经济就不会增长。每个人都去种田，但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时，它只能进入不能退却的胡同。
每年毕业的数百万大学生都需要工作和未来，城市的数百万人需要收入。为了满足这些人的需求，国家必须确保经济增长，否则就会出现失业问题，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政权的稳定。
想让他们回去种地吗？
寒窗读了十年大学毕业，你让我回去种地？终于在城里扎根了，你让我回去种地？别开玩笑了。
所以一个农业国家总是很有弹性，任何危机都可以通过，但一个工业化的国家看起来更发达，实际上更脆弱。
但是没有办法，选择工业化，就不能回头了。
那一年，中央政府计算了一个账户，以确保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率必须保持在8%以上。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需要使用大型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来维持8%的经济增长率。
年10月，财政部宣布个人首套房契税降至1%，暂免印花税和土地增值税，央行允许首付比例为20%。
11月，温总理领导的中央政府推出了4万亿计划，宣布将利用4万亿投资刺激国内需求，然后完成汽车、船舶、石化、设备制造等十大产业的调整，称为十大产业振兴计划。
12月，中央政府启动下乡家电计划，对购买彩电、冰箱、手机等家电的农民给予13%的补贴。
短短三个月，中央政府就出台了这么多救市政策。除了十大重工业，其他可以概括为四个字——花钱买房。
经历了次贷危机，实体难做已成为共识。银行发放的数万亿贷款基本流入易赚快的房地产，地方政府的财政来自土地，鼓励地方企业从事房地产。
这是由利益决定的资本流动，很难一次性改变政治正确性。
另一方面，感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人也需要稳定的东西来保值财产。在经历了近十年房地产开发的中国，人们对能够保值的东西达成了共识。
因此，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城乡人口的共同推动下，土地财政重新启动，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到1.以房价飙升为代价，京沪等城市的房价在短短两年内翻了一番。
这次拯救经济危机是成功的。
到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现在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年是抑制房价的最佳时机。如果中央政府不拯救市场，房子就会成为卷心菜的价格，不会因为房价太高而影响我们的幸福感和生育率。
但从当时的时间点来看，如果没有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就没有钱，那么就不能进行一系列的城市建设。如果不支持房地产，钢铁、煤炭、家具、运输等行业将完成。
结果不是房价高的问题，而是22年提前到09年。
各行各业的失业人口无所事事，每年都有近千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恐怕不用说，这种社会环境在美国即将到来的阿拉伯之春会发生什么。
如果历史走上这条路，更别说买不起房了，也许你没有机会买房。
我们总是想象，当我们走到十字路口时，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在中央政府的位置上，他们的选择范围很小，这相当于没有。
后来诸葛亮说，年救市计划功过于过。
在年3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温总理面对记者评价自己的工作的说了一句话：
我敢于面对人民和历史。知我罪我，只有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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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4次经济危机，我们可以发现，中央政府拯救经济危机的办法并不复杂，主要有4个内容：
摆脱无力负担的包袱，让自己谋生。
政府投资大型基础设施来刺激内需。
外贸出口带动制造业。
房地产引导国民消费，丰富政府财政。
年，我们又遇到了经济危机，但很有可能之前用过的方法都失败了。
首先，经过40多年的改革，应该摆脱的负担基本上被摆脱了。中央政府非常精干，没有负担可以摆脱。
其次，疫情过去后，虽然世界各国都需要中国的制造品，但受中美关系的制约，外贸能否恢复到10年前的规模需要一个问号。
最后，高房价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推高房价真的有问题，房子建得太多，不需要卖土地建房子。
最重要的是，经过近几年的调整，房价只涨不跌的共识已经破灭，房子可能无法保值。
今年中央政府鼓励大家买房，但市场反响平平，说明了大家的态度。
因此，没有必要使用三板斧来挽救经济危机。至于大型基础设施能否大力创造奇迹，我不会做出评价。让我们拭目以待。
总之，年的问题，无论是对国家还是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我以前写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现在的比较。我有一种感觉，很容易从上帝的角度来判断历史。当历史重演时，我仍然希望它不会来...
最后用两句话结束：
每一件大事都有静气，不相信今天没有古贤。
名气大业是时势所创造的，非人力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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