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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经过多年的努力，北京师范大学翟东娜老师主编的《日语语言学》终于出版了。可以说，这本书甫一出版便获得学界的一致好评，因为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国内日语界对此类高端概论书的需求，诚可谓是应运而生。同时，它的成功也激发了我今后想进一步做基础性质教材的热情。受到启发，除了协助主编翟老师及各位作者一起将“上篇日语概论”修订、改编为《日语概论》（）外，我还萌生出一个念头：将“下篇日语研究”中的部分章节独立出来，以丛书的形式出版，这样既可将日语语言学的基础框架与知识体系更加具体化；同时，还可为它们的本土化做一些尝试和探索。就在几乎同时，一向喜欢逛书店的我偶然有一次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看到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功能语言学》（6卷本“俄罗斯现代语言学丛书”之一）这本书。“现代语言学丛书”这几个字让我怦然心动，感到似乎有某种天意在暗示我似的，于是我当即买了一本。虽然我不懂俄语，但此套书的内容乃至架构、体例等方面的设计会给我启发，同时也越发坚定了我做一套相类似的语言学丛书的信心，对其价值和意义也有了重新的认识。当时我是这样设想的，做一套“现代日语语言学丛书”，读者人群确定为研究生及以上专业人群。之前高教社出版的翟东娜主编《日语语言学》（）可当作是一本提纲挈领式的语言学概论，而此系列丛书的定位则是更为详细、系统地介绍语言学各领域知识及研究成果的教科书。与此同时，当时我还在策划出一本稍显“特殊”的论文集。年9月，我随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薛豹老师去郑州大学参加活动，在动车上，我向薛老师建议出一本由年轻人撰写的论文集，表示一定要做出特色、保证质量，薛老师欣然同意。这本论文集一方面是为了全面展示国内年轻一代语言学博士的整体面貌，同时也想藉此机会，将其做成一本可供本硕博各层次学生参考的书，类似于语言学研究论文范例集一般，这就是后来年出版的《现代日语语言前沿》（外研社）一书。作者基本上都是这10多年来国内培养出来的博士，受到过比较严格规范的博士生学术训练，但大家专攻研究领域各有不同，论文的范式等方面也会有差异，汇聚在一起正好可以反映不同领域、不同范式研究的基本面貌。为了有别于一般的论文集，我还进行了一番设计，如在前面加写了“现代日语语言学源流”一文，即增添一个附加值。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一个“现代日语语言学简史”的基本框架。当时我还想，今后如有机会，将其扩展开较为详细、更加具有学术价值的“现代日语语言学史”。这愿望后来终于在年启动的北大人文文库项目立项中得以实现了（即将完成）。外研社曾于上世纪8、90年代出版过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陶振孝、徐一平老师主编的“学日语必读丛书”，共分14册（实际出了13册）。当时国内的日语热刚刚兴起不久，在缺乏语言学资料、更没有互联网的那个学术信息较为闭塞的年代，这套书曾起到了很大的填补空白乃至解渴的作用。后来，又重新出了新版。但现在已进入知识平均化的网络时代，时过境迁，大家所缺的已不是资料，而是经中国学者消化后、再以母语汉语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本土化研究成果，并且，更需要与国内英语界、汉语界的同仁们进行交流。所以，用中文写作、并适当纳入作者的研究成果，便成为我主编这套丛书的主要特色之一。我在“卷首语”是这样写的：随着中国的日益开放，与世界各国的来往和交流日益密切，学习和研究外语成为当今中国的一个热潮。日语是国内第二大外语语种，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国有很多学校增设了日语专业课程，已有近百所学校具备日语专业硕士培养资格，拥有日语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校也不少于20所。中国的日语教学与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空前发展。并且，这个势头方兴未艾，未来发展的空间还很大。但令人遗憾的是，虽然面向初学和在校本（专）科生的教材教参以及工具书出了很多，可是面向日语语言学方向研究生使用的教材还付之阙如。教师在授课时只能复印或开出参考书目。对于日语资料缺乏的地区来说，参考资料尤难找到，更毋庸说复印了。而且，对于我国学习者来说，日语出版的各类参考书有很多是为本国读者服务的，缺乏针对性和适用性，使用起来不太方便。这一状况严重制约了我国日语研究生培养水平和日语研究水平的整体提高。鉴于此，我们发起编著本丛书，以满足国内日语研究生培养的需求，同时也期望借此推动中国日语研究的进步和发展。本丛书的特色在于，面向中国读者和学习者，注重吸收前沿成果，融理论与语言事实于一身，不仅概述各学科的对象、方法和任务，还详细介绍各种学派观点，并以中国学者视角对其进行客观评述，以形成该领域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及知识结构；同时力争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研究方法，培养问题意识，为进一步学习研究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本丛书适合日语语言学专业研究生、教师以及社会自学的人员使用。具体说，我当时的设想是，所涉领域主要分三块，有传统领域：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有新兴领域：认知语言学、语言类型学、会话分析、语料库语言学；有日本学界或汉语学界方面比较有优势或成就的领域：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还有跨专业领域：对比语言学。我对答应执笔的各位老师的具体要求是，主要介绍概述该领域的基础框架、知识体系及现有成就，同时也可容纳自己的研究成果，但一定要控制在百分之二十以内。换言之，虽定位于教材，但也给撰写人一定的自由度，用以提出自己的观点或主张，以供学界同仁们交流讨论。副主编林洪老师对这套书最终能否编成，最初我心里是有些七上八下的。在编著《日语语言学》的过程中，副主编林洪老师的认真负责的态度、主张尽量要为读者着想的基本理念以及其扎实的汉语表达功夫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在邀请林老师加盟做本书的第二主编时，林老师虽然答应了，但心里也犯嘀咕，记得他对我直言不讳地说过：“我们俩能行吗？”我说没问题，其实话说出口的那一瞬间，我心里也不大自信。更何况，答应撰写的老师们当时有一半都比我年长、且都已是教授。我一方面我十分感谢他们给予我的信任，同时心里总有些忐忑不安。不过，最终我还是想试试，一是机会难得，另外，年轻人（当时我39岁）不怕犯错。接下来是联系撰写人。语法研究是语言学研究中所占比重最大的一个领域，特别是对于我们外语学习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要慎之又慎。我请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的于康老师承担《语法学》这本书。于康老师长期在日本的大学任教，十分了解日本学界的动态，从那几年开始也逐步热心于国内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与人才培养，所以是语法学分册的不二人选。特别是在此前我主编的《认知语言学入门》（，外研社）时，我邀请于老师撰写了一篇论文，发现于老师速度快，水平高，还给我提出了很多合理化的建议。总之，于老师特别热心于学术，执行力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于老师答应得十分爽快，出乎我的意料。事后证明，果然他的撰写速度惊人，第一个交上了全书的初稿。在年春天的某一天，于老师受邀到位于建国门外大街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驻地做讲座。我同于老师约好，当天早早地来到了京伦饭店他的下榻房间，利用做讲座前的一段空闲时间，就稿子存在的问题同于老师交换了意见。西安交通大学的赵刚老师是我十分敬重的国内学者之一。起初我请赵老师出山，领衔当这套丛书的主编。他不愿意，一再推辞。我之前对赵老师其实并不大熟悉，起初我以为是赵老师比较客气，故而礼节性地推辞，后来通过侧面了解，以及不多的面对面接触，感觉赵老师做事认真、为人正直、淡泊名利，由此我对赵老师产生了深深的敬意。翟老师也不愿意承担，这让我感到有些无助。不过，赵刚老师提出他愿意写《会话分析》这本书，鼓励我一定要做下去，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赵老师此前刚刚完成了相关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出版了《会话分析对比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一书。术业有专攻，加上对赵老师的为人做事有了初步了解，我对这本书十分放心，后来围绕这本书，我们一起商定全书框架，讨论修改方案，这一系列工作更加证明了之前的判断。赵老师还向我推荐了他的同事赵蔚青编写《社会语言学》。西安交通大学的赵蔚青是国内不多的开设社会语言学课的日语教师之一，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我和她最早认识是我年初冬参加大连外国语大学举行的学会上。赵老师为人十分朴实，记得她还问过我北大的专业培养方案，我回京后用传真机传了过去。但因为各种原因，包括身体上的原因，这本书的编写工作迟迟没有取得太大进展。截止到年底，其他4本都已出版，就剩下这最后一本没出了。我向赵老师发出了邀请，请她务必来京面谈一次。当时没有现在大家普遍使用的腾讯会议等线上手段，用电子邮件或打电话交流都不大方便，面对面谈则可以充分交换意见。另外，我也想通过这一形式表明我以及出版社的决心，提醒赵老师尽快做完，不能再拖了。日本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具有优良的学术传统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在世界语言学界也具有极好的声誉。国内之前虽有过几本翻译介绍日本社会语言学的译作，但面对日语专业学生的这方面教材却付之阙如。年10月国庆长假后，赵蔚青老师专门乘夜车从西安来到北京西客站。高教社特意安排了一个酒店，我在咖啡厅与她就书稿修改细节谈了一整天。为了节省时间，她当夜就赶回西安了。午饭是高教社张博学编辑事先预定好了的，地点就在酒店里的老北京风味餐厅，我记得吃了爆肚等北京特色。傍晚临上车前，我和她在距离车站不远的一个饭馆简单吃了一下，边吃边谈，然后送她到检票口，分手时叮嘱她一定要抓紧做完。张博学上午也来了一会儿，见了赵老师，寒暄了几句。这本书是年12月出版的。大连外国语大学的张岩红老师承担的是《汉日对比语言学》这一本。我认识张老师很早，都不大记得初次见面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张老师一直从事汉日语言对比研究，特别是汉日时体范畴的对比研究进行得十分深入全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记得我和她说这件事的时候，正巧他儿子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接电话时她正好在赴上海送儿子上大学的路上。但后来也是进展不大顺利。也真是难为她了，原因良多，其中一个是难度较大，涉及到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即便是语法对比研究，也涉及到多方面多层次问题，这样的书理应多人合作才能完成，最后全落到了她一个人头上了。文字、词汇的对比，主要由我来提供相关信息资料。张老师十分认真，查找了很多资料，还两次专程应邀飞来北京，与我商谈稿子修改事宜。关于文化语言学，可能有学者认为不属于语言学范畴之内，但我有着自己的想法。中国具有悠久的人文语言学传统，上世纪90年代，国内曾经出现过文化热和文化语言学研究热。日本学者虽有零星论著或论文，但缺乏系统性研究，且池上嘉彦、尾上圭介两位顾问都很赞成我的设计，称如果中国能有这样一本书，是对世界语言学做出的一大贡献。事实上，很多语法研究到了最后，发现语言间的差异其实都可以归结到文化差异上来，这属于根本性的不同。最初我选定的撰写人是山东大学的陈红老师，因为她写过一部题为《日本语和日本人》（，山东大学出版社）的著作。首都师范大学的刘健老师毕业于山东大学，她当时在北大读博，她帮我联系了陈老师，陈老师爽快地答应了。陈早年毕业于北大东语系日语专业。她答应后很快便着手搜集相关资料。但不久，一天她突然联系我，说不写了，因为体检出了小问题。对此，我只好接受。当时，河南师范大学的王磊老师还向我推荐了由河南科技大学罗传伟老师主编、他也参与撰稿的《日本人与日本语》（，香港新华彩印出版社）。正当我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时，有一次去看望我的导师徐昌华老师，顺便向他汇报了我打算主编这套书的计划，他提到了南开大学的王健宜老师。我听了顿时茅塞顿开，因为我有他写的《扶桑词话——日本人、日本语、日本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这本书，也认识王老师。于是，我便联系王老师。王健宜老师十分爽快地答应了，还希望多提供他一些有用的资料。年春，我去南开大学做讲座时，顺便去了王老师的办公室，里面堆放了他找来的部分资料。最后这本《文化语言学》是由他的几个研究生分别撰写，最后经王老师删改统稿后完成的。后来，相关媒体还做了报道。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李炎编辑十分支持我的以上出版计划和分册执笔人选，同时从出版社的角度希望尽量出得快一点，其实我自认为10年内能出完就不错了。截止到年底，只出了4本。此时，因为各种原因，高教社上层领导提出，继续出版有困难，但好在仍支持我们于年底出版了《社会语言学》这最后一本，也就是终于完成了第一辑5本书的编写出版（出版社比较慎重，在出第一本时，勒口处注明了第一辑为5本，这说明他们很有经验和预判能力）。那么，剩下5本怎么办？虽然我也想换一个出版社接着出，但有心无力，没有哪家愿意接手。好在经了解，后面5本进展都不大，有的几乎没有动笔，原因有很多，有一个共通的时代因素：此时教师的评价体系已发生了重大改变，项目、C刊等方面的要求成为广大教师不得不面临的一块心病。这样的教科书在教师职称、评估等方面没有什么用处，所以大家不大起劲，动力不足。西安交通大学北门这5本书的作者当中，西安交通大学的老师出力最多，包括赵刚、赵蔚青和贾琦三位老师。之所以如此，包含各种原因。贾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赵刚是她的硕士导师，后来她赴日本攻读博士，学成后回母校工作，后来去了华南理工大学。师徒二人合作，当然是最佳组合了。赵刚老师爱才如命，推荐本系赵蔚青老师编写《社会语言学》。还有一个原因是，会话分析和社会语言学这两个领域，国内日语界做的人很少，他们来做算是专人做自己最擅长之事，人尽其才。此外，西安交大从很早起就是大学日语教材编写方面的重镇，以顾明耀老师为领军人物的西交大团队，编写了众多口碑甚好的大学日语教材，且都由高教社出版，所以高教社对西交大老师的信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对我来说，也比较放心。于康老师的那本《日语论文写作——方法与实践》（）也是由高教社出版的。现在回顾起来，应该说5本书的每一位作者对待编写任务都十分严肃认真，但又个性迥异。首先，第二主编林洪老师非常认真，常把稿子带在身上，连国内出差、出国旅游时也见缝插针地看，并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让我着实钦佩和感动。每一位作者本着对读者高度负责的态度，都至少修改了两到三遍，有的修改遍数甚至更多，大家都在尽自己最大努力把书编好。我作为主编，不仅要看稿子，还要同个性迥异的各位作者打交道，寻找沟通、说服和解决的办法，有时还要提供相关信息资料。既要尊重作者想法，也要想方设法说服作者服从全套书的总体风格与设计。在此过程当中，我也逐渐学会了坚持原则与适当让步相结合的做事原则和方法。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说，于康的《语法学》（）言简意赅，简明扼要，逻辑清晰，以日语研究中若干热点话题为轴，比较深入浅出地将语法学的核心内容、思考方法以及所存在问题清晰地勾勒了出来。语法学涉及面很广，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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